“那是我大概七八年级的时候,哥哥比我大六岁,已经离家念书,爸爸常年在外拍戏,妈妈是科学家,每天都会去实验室上班,下班总会很晚。为了更好地照顾我,每到周末的时候,妈妈就会带我去她的实验室。”
实验室附近有个图书馆,里面收藏了很多电影DVD,妈妈总会在上班前带李淳去那儿借几张DVD,等到他在实验室做完功课后,就可以在妈妈的电脑上看电影。看完电影以后常常是晚上八九点了,偌大的实验室只有李淳和妈妈两个人。“在那个实验室,我看了很多妈妈推荐的电影,很多70、80 年代的电影,对那些电影印象非常深刻。”在那些与电影频繁接触的时间里,李淳萌生了对电影真正的兴趣。
高中毕业后,李淳导了一部舞台剧。那时候的舞台剧一般都是由社团组织的,学校很少允许个人来表演,但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办成这件事。他找到一个在学校可以演出的地方,邀请班长做制片人,每天和演员在家里排练,最后排出了一部三个人的舞台剧。“当导演的感觉非常好玩,你要全程控制别人,包括他们的情绪。正式演出的时候,有一个男演员为了酝酿情绪,在下一场戏开演之前走出了后门。我在台下紧张得不行,让所有工作人员去找他,后来他回到舞台演出,演得非常的棒。”
出乎意料地,李淳在采访的过程中总会毫不避讳地谈起自己的家庭,以及和家人相处的话题。虽然已经无法再像小时候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,但长大后的李淳也会主动和父母分享生活上的事情。在他看来,自己的性格一半像父亲,一半像母亲。在父亲身上他学习到认真、投入的工作态度,对电影行业的坚持,也会留意父亲同时身为学校校长所兼具的“教育者”气息。而在母亲身上,他看到了平日生活里人和人打交道的方式,一个良好个性的人所呈现的生活状态,和她宝贵的同理心。
在决定离开久居的美国,前往台湾拍摄王童导演的《对风说爱你》时,李淳提到了母亲对这个选择的认可。“当时妈妈说,很好,你很少去台湾。”虽然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,但在那一次赴台拍摄之前,李淳和台湾的联系其实仅有三次:第一次是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;第二次是他参加爷爷的葬礼;第三次是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开镜,他参演的《宿醉2》刚刚杀青,他直接从曼谷飞往台北,在台湾停留了两个礼拜。
“那个时候中文不好,现在也一般般。”如果不是李淳的补充,我的确快忘记眼前这个男孩的母语不是中文,他总共学习中文的时间不过五年,“刚刚毕业的时候不够成熟,也不够努力,没有什么决心去拼搏。毕业以后的一年,虽然有参加过一些小小的面试,但机会不多。到台湾之后,刚好碰上剧组拍摄延期了几个月,我就在那个时间自学中文。后来觉得亚洲挺好的,就留了下来。虽然生活在这里,语言上会有一些困扰,但每天见到的都是和我同样肤色的人,其实会令我感觉更加自在,更有归属感。小时候可能因为性格比较沉稳,我总会被周围人形容是一个‘老灵魂’,但等来了亚洲之后我才发现,其实我的性格和大家一样,我更能融入这个地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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